Whirlight-No Time To Trip
袁文峰，惠州学院政治法律系副教授，法学博士。
因为人的最大利益都只存在于人与人的合作关系之中。对于抢黄灯的处罚问题，搜狐网进行了在线调查，68.27%的被调查者认为闯黄灯不应该予以处罚，而针对全国首例闯黄灯案判决，则有近七成人称不该处罚。
[36] 什么是人情？合作而已。[34]梁慧星：《民法学说判例与立法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3 页。但是，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如果我们的执法队伍整体是良好的，为什么会出现大范围的不接受现象。因此，对于大量的恶法我们抱怨，也应该理解。这是以人为本观念的生动体现。
也许一谈到恶法大家就会联想到《收容遣送办法》、《拆迁补偿条例》，其实我们的恶法概念要宽泛得多。简单的回答是求同存异、寻找共识，用通俗的话说就是讲大家都认的理。这部宪法也将儒家所构造之制度，创造性地转换为现代宪政制度，此即作为宪制结构之最高层次制度的五院制——这些制度之运转或许并不完全成功，但此一宪制设计蓝图确实表达了立宪者承续华夏-中国道统之坚定政治决心。
（原刊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2012年6月号，此为作者赐稿） 进入 秋风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宪法 中国性 。这一点是现代中国人文与社会科学之共同特征，但政治哲学和宪法科学之非中国性所致之危害，最为深重。张之洞、康有为最早具有立国意识，其口号就是保国、保种、保教也惟有如此探究、体悟，才有可能把握华夏-中国之治理之道，因应现代社会之变化，予以再度展开。
叔孙通即为汉家制作礼仪，主要是仪礼，其中当然包括引入雅言以为公共性语言。因此，稳定的治理架构之建立必伴随着语言从打天下体系向治天下体系之转换。
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立宪确实需要学习欧美于过去三百年间所尝试、积累之宪政技术，这些技术已经被实践证明是有效的。比如，《宪法》文本频繁出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字样，尤其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章每一条于公民之前，必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此举获得城市知识分子等精英群体的全力协助。
另外一群人则坚持马上打天下、马上治天下的不断革命理念，两者激烈冲突。《中华民国宪法》也未采用联邦制。立宪者的首要工作就是探究深植于国民心灵之价值，以得体的语言表达于宪法众，并据此设计宪制，以维护宪法价值。简言之，道就是一个文明之为一个文明的根本规定性，道统则是承载道的人所构成之统绪。
过去十年间，几乎所有思想流派都在回归儒家传统，即便其价值诉求和政治立场并不相同。因此，优良的、不朽的中国宪法，必须充实其中国性。
上述以示例方式说明之种种价值，是十分古老的，但也是十分现代的，因而足以当得起永恒之评价。[9]首先，宪法语言具有强烈意识形态性，大量而频繁地使用意识形态语汇。
相比于两千万人口或者一亿人口之邦国，十三亿人口之邦国规模所致治理之复杂性必定大幅度增加。宪法序言所呈现之宪法价值是共同体之灵魂，作为宪法主体之宪制是共同体为自己的新生命所架设之骨架。可以推测，由此所构造之华夏传统制度，必定具有治理超大规模共同体之特殊理念和制度。二、宪法语言之中国性 宪法之中国性首先呈现于其文本，也即文本形态和语言。在此过程中，儒家词汇、理念逐步进入官方话语体系中，和谐社会纲领之提出，是中共对传统治国理念进行的一次相当具有想象力的创造性转化。经由如此体悟、思考、构想，具有中国性的宪制将会呈现出来，至少不必陷入全盘照搬的陷阱中，而因为条件不具备而人为焦虑。
也因此，立法者不愿花费精力，对宪法之用词、语句和整体文本结构进行仔细推敲。立宪者、国民具有明确的道统归宗和守护意识，由此将立定立宪之文明与政治主体性意识，在此意识支配下的立宪过程，将是中体西学、资相循诱之过程[11]，这是中国达致优良宪政秩序之正道。
《共同纲领》和各部《宪法》之序言及第一章《总纲》，几乎完全是由意识形态语言堆砌而成。尽管如此，这样的立宪思路却是可取的。
然则，宪法及其所规定的宪制，与道统是何种关系?欲回答此一问题，首先需追问：何谓宪法?法律乃是生活之抽象表达，宪法是生活中较为重大之公共部分的抽象表达。此处它的完全可用其，立法者却拒绝之。
张君劢与梁任公之关系在亦师亦友之间，并是新儒家开创性人物，其思想同时容纳儒家、宪政主义、德国哲学和社会主义——当然是欧洲意义上的，而以儒家为本。张君劢对国民大会制度就多有批评，在起草1946年宪法时，对孙中山先生的方案进行大幅度修正。今日学界需打破历史主义幻觉，重建中国文明连续性之信念，以建立优良治理秩序之意图，进入儒家及其所塑造的传统政制世界，借助现代政治哲学、宪法科学等视野，重新发现、阐明合理的、合宜之制度及其背后的原理。笔者正在撰写、已出版两卷之《华夏治理秩序史》，旨在延续这一事业。
张君劢先生同样具有这种意识。彼时之政治斗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传统政治议题之现代转换：有人主张从马上打天下转向马下治天下，承认自发的风俗，承认私人产权。
它的常设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而生活、文明乃是由道所支配、由道统所塑造的。
意识形态的根本特征是人造性。这一点已由宪法的那些意识形态性语言所暗示了，而宪法反复被修改，并且是通过普通立法程序修改本身就表明，宪法在中国并不具有崇高权威，首先在立法者那里就不具有崇高权威。
从乌坎抗争中可以清楚看到这一点。然而，张君劢在1916年即撰文指出，中国不宜实行联邦制[10]。中国宪法应当具有中国性，此为一立宪常识，也是各国立宪者所奉行的。一、宪法须守护道统 邦国首先是作为一个精神共同体存在的，也即，人们愿意共同生活于该共同体内，且经由共同体成员共享之关于人、关于神人关系、关于人际关系、关于社会治理之价值、理念、记忆、想象而连结为一体——不仅是平面的共享，也是跨代的共享。
若夫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尽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作者姚中秋，独立学者，常居北京。
语言粗鄙化在最高层政治领导人那里表现得最为明显，今日官员语言则引入众多黑社会切口。共产党建政，重订宪法，道统与宪制之间的关系则发生颠覆性变化：道统被忽视了。
他之反对反满激进革命，当然不是维护满清皇权，而为避免中国道统受到严重冲击。此后历代皆行郡县制，构成一个坚实的传统，联邦制理念对现代中国根本就是多余的。